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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直播带货对于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互联网营销师”以及“直播销售员”也被国家纳入新的职业范畴，这意味着“电商主播”“带货网红”作为一种新的职业也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卖货主播”属于一种弹性雇佣的职业，劳动者可以自主支配劳动时间，这一定程度促进了快手平台上的短视频用户从数字产消者向卖货主播转型。乡村社交媒体用户不再是平台上的免费劳工，而是依靠短视频平台获得一定收入的数字工作者。根据乡村主播所占据的平台资源的差异，研究者区分出头部、中部和尾部三种不同层次的数字劳工。

　　在H镇，乡村中的头部主播较早地开始了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化实践，他们凭借自身的亲和力与草根化特征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生产，通过营造与受众间的“老铁”关系，积攒了一定粉丝量和关注度，其粉丝量一般在200万以上。

　　在短视频平台电商化发展的趋势下，头部主播开始纷纷由短视频平台上的产消者转向卖货主播，头部主播拥有长期存续的平台粉丝资源，他们的粉丝具有极强的黏性。他们占据短视频平台上的话语权优势，不断创造出平台上的销售奇观。例如，头部主播通常在开播两小时就能完成几百万元的销售额，通过流量、社会网络关系和话语优势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头部主播在直播平台上赚取的收入超出一般职业的工资水平，也降低了平台对自己的剥削程度。

　　以前卖海鲜都是卖给渔货贩子，渔民自己获利很少，销量也不高，通过快手卖货后，有时候，刚捕回来的鱼，开个直播，两小时秒光，现在一年在快手平台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万元左右。（访谈对象S3）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劳动者获得的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工资，资本和利润都属于资本家，资本是资本家投资产生的，并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而在直播经济时代，乡村头部主播不仅获得了满足他们生存需要的工资，同时也开始由劳动者向创业者转型。因头部主播深谙平台的运行方式、带货方式以及直播带货的技巧，他们还开启了自雇工作形式（因为高额的成交额和巨大的订单量），开始雇佣带货主播、打包人员、采购人员等，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还带动整个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就业的转型。

　　每天在快手平台上的成交单数比较多，靠自己人已经完全忙不过来了，村子里有不少留守村民，用村子里的熟人还是更为放心点。因为直播卖货的出现，带动了我们村子2000多人的再就业。（访谈对象S2）

　　此外，部分头部主播不仅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也在乡村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声望，开始成为乡村中的数字精英。乡村数字精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这些“草根”出身的新群体既非体制授予正式权威的权力精英，也非掌握大量财富资源的产业和资本精英，更非以知识文化而著称的知识精英。“平凡”是这些“新精英”群体的核心特质，得益于技术赋权的“草根”主播，实现了从边缘位序向圈层核心位置的跨越与升迁。

　　快手平台不仅让我获得了财富，同时也让我实现了自我价值。我不仅参与过央视的扶贫栏目，也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我正在用自己乡村网红的身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访谈对象S3）

　　在头部主播卖货实践的示范效应下，大批乡村用户积极参加短视频平台的卖货实践。短视频平台上巨大流量红利的刺激下，也在不断吸引着留守村民和外出务工的青年进行平台就业，他们不仅自己在短视频平台灵活就业，也带动了家人的就业。电子商务成为他们获得劳动报酬且维持日常生计的可行路径。

　　现在直播带货处在风口，村子里面也给予一些返乡创业的优惠。长期在外工作，不仅薪酬一般，而且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较少，既然现在有这个机遇，我就回来试一试。（访谈对象S8）

　　互联网的核心资源是注意力资源，注意力资源是主播们竞争性展演的动力，因为在互联网的场域中，只有注意力资源才能帮助主播和平成价值变现，实现资本转换。短视频内容生产是赢得注意力资源的一种途径。头部主播因为多是土生土长的渔民，对于短视频平台上社会关系的维系，主要是靠简单的记录和分享自己的航海生活。头部主播的短视频内容制作方式也成为中部主播进行短视频内容生产的风向标。中部主播要想在短视频平台上形构自己的关系网络，需要对短视频内容生产的要求更为严苛。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多的点赞和关注，需要中部主播投入更多的非物质劳动。

　　要想货卖得出去，得先学会拍小视频，你的视频内容拍得好，就能够在短视频平台上涨粉，粉丝上去了，货就好卖了。等我的视频一上热门位，我就立刻开始直播，这样卖货贼快。（访谈对象S11）

　　在直播卖货的数字化实践中，中部主播不仅要注重短视频内容的生产，还要加强与粉丝间的关系建设，即加强对直播间内粉丝情感的调动和维护。中部主播借助直播间砍价的情感策略，营造与粉丝间的亲密关系，并在动态的关系建构过程中，实现情感投入与经济利益的转化。中部主播通过付出情感、控制情感等手段，满足了直播观众低价购买商品的诉求；通过让利的做法，进一步维系与用户之间的关系；通过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增加观众的购物欲望，进而确保直播间保持良好的销量。

　　我们没有头部主播粉丝量多，能在我直播间下单的老铁，都是信得过我的，所以，能给他们优惠，我都尽量会给，这样方便以后常来常往。（访谈对象S9）

　　尽管中部主播在社交平台上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许多中部主播都处于劳动强度极大的状态。他们常常处于昼夜颠倒，每天晚上的直播时长在3―6小时，一般在零点下播，特殊节日可能还要延长自己的直播。不直播的时候，他们也要拍摄短视频作品，通过短视频平台上内容的生产来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为直播间获取更多流量支持。中部主播在平台上的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都要远远高于头部主播，付出的劳动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不过其在直播平台上获得的收入也高于一般劳动职业所得。

　　我之前是幼儿园老师，我一个月的收入是2000―3000元，后来看见大家都在搞直播卖货，我也就试着搞一搞，没想到（有一次）一晚上能赚6000多元，一晚上就超过我一个月的收入。（访谈对象S13）

　　虽然中部主播在直播平台上的权力和声望次于头部主播，但是，他们基本上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实现自给自足，不仅能够完成自己的灵活就业，同时也可以完成家人的灵活就业。不仅是短视频平台的网络红人，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家乡的建设与发展，助力邻里间的再就业，成为乡村中的“微名人”。

　　返乡就业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自己在快手平台上获得了一份新工作的同时，我父母也不用外出务工了，平时也可以帮衬着我们打包、发货，我还能有时间陪伴小孩，我挺喜欢目前这份工作的。（访谈对象S10）

　　乡村中的头部主播和中部主播在直播卖货的实践中，依旧遵循着产消者的逻辑：即通过优质的内容吸引粉丝关注，进而促进关注量向销售量的转换。在乡村红利的刺激下，最后进入短视频场域的乡村用户，更多的是跨越了作为产消者的阶段，直接转向作为电商直播的主播，通过搭借短视频平台进行卖货。他们既无早期粉丝资源的累积，又缺乏对于粉丝关系的维系，这样的劳动方式与传统的线下售卖方式并无太大区别。只是通过在直播间进行产品内容播报的方式，来获取偶然进入直播间用户的下单。此种方式既难以建立自己的私域流量，也未能抓住直播电商的关系逻辑，只是一种“守株待兔式”的变现。在直播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尾部主播必须高频率地进行直播，并尽量延长单场劳动时间，才能实现热度叠加。他们通过增加工作时长来完成自己的可见性，深受短视频平台的剥削。

　　每天下午2点直播到晚上12点，一直开着自己的直播间，买东西的人不是很多，可能是我的人气不够吧，销量不好的时候，我就在直播间和老铁们唠唠嗑。（访谈对象S18）

　　短视频平台并不像传统商业公司所从事的制造行业进行物质生产，相反，“社交”是其核心，他们更关注用户之间的社会连接、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颠覆了传统经济模式，促成新的价值生态链，最终形成了一种以平台为手段，以数据为资源，以“数字劳动”为生产力，以互联网为结构的新利益循环模式。很显然，后入场的乡村主播对于短视频平台的使用并未侧重社交关系的运营，更多将其单纯地视为一种卖货的平台，故带来收益低下的问题。尾部主播为了追求短视频平台流量的倾斜，往往心甘情愿地在短视频平台上延长工作时间。

　　只要手机电量够，只要能够上热门位，我可以连续直播3天3夜。（访谈对象S17）

　　在H镇的尾部主播，以自我激励的方式，不舍昼夜地进行长时间的直播卖货，在“为自我打工”的信念下，他们比其他劳动者获得了更灵活的就业方式，但是也舍弃了更多自由，模糊了自身休闲与劳动的边界。他们为平台生产剩余价值，为平台贡献数据产品，平台数字资本以“自主性”的谎言掩盖了“压迫性”的强制劳动，数字剥削者在快手平台的自主性实际上是“他主中的自主”。这种为平台打工的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隐蔽，不少尾部主播因无法持续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红利，而成为最早的一批离场者。

　　我已经连续拍了7天，可是点赞、评论的人数还是很少，我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现在平台上的钱越来越不好赚，我没有赶上最早的那波红利。（访谈对象S25）

　　据教育部消息，1978年至2024年，644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其中，党的十八大以来，563万人回国服务，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87%。

　　2025年12月27日，一场名为“粤聚英才 粤见未来”的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在深圳举行，汇聚了1825家重点用人单位，释放出6.5万余个优质岗位，吸引了来自境内外1700多所高校的超过12万名学生。

　　今年以来，广东大力实施的“百万英才汇南粤”战略举措，与国家引才战略的发展同频共振，标志着南粤的“靶向”引才，进入了“围绕产业建平台，依托平台聚人才”的精准协同阶段。

　　海归回流的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刷新历史纪录。教育部数据显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涓涓细流”，到如今的“澎湃江河”，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轨迹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1978年至2024年的46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888万人，743万人完成学业，其中644万人选择回国发展。

　　近十多年的加速回流尤为引人注目。党的十八大以来，563万人回国服务，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87%。仅2024年一年，就有49.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23年增加7.94万人，同比增长19.1%。

　　从早期主要依靠“情感召唤”与民族情怀吸引人才回国，到如今构建起系统化、精准化、可持续的人才支持体系，中国的引才逻辑已经完成了深刻转型。

　　教育部的“春晖计划”作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平台，其三十年的发展轨迹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

　　该计划从最初主要资助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到如今发展成为涵盖创新创业支持、靶点研究、成果转化、城市对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这意味着引才工作已进入“围绕产业建平台，依托平台聚人才”的精准协同阶段，从“欢迎回家”的情感层面，升级到“共创价值”的战略层面。

　　在国家战略的宏大框架下，地方的创新实践为人才回流提供了具体而生动的注脚。广东省实施的 “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是地方引才战略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的积极实践。

　　今年初，广东喊出吸纳百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半年多的时间里，广东不仅干成了，还成效卓著，提前完成全年目标。

　　广东的引才策略精准地把握了现代产业需求与人才特质的契合点。这种“双向奔赴”在制造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制造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的主力军。数据显示，从留粤就业的省内应届高校毕业生情况看，制造业吸纳毕业生最多，超过10万人，占比从2020年的14.72%提升到2025年的19.21%。

　　广东的实践体现了从“撒网式”引才到“靶向式”引才的转变，计划紧紧围绕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聚焦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突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

　　任何宏大战略的根基，都始于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广东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计划，绝非简单地“凑人数”，而是基于深刻的产业现实与未来焦虑。

　　2025年春节后，广东全省人力资源市场总体求人倍率（岗位需求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保持在1.08以上，企业平均计划招聘人数同比增长14.6%，显示出强烈的人才饥渴。

　　广东需要的，是与自身“制造业当家”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高度契合的特定人才。

　　广东摒弃了传统的“坐等上门”，转而采取了一场多维度、立体化、贯穿全年的主动出击和精准匹配的方案。

　　首先，高层的直接推动彰显出广东引才的决心与诚意。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亲自部署，举办N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省领导带队赴全国重点城市招才引才，省长孟凡利出席秋季招聘会开场仪式，等等。

　　2025年秋季招聘会首次设立的“链主企业专区”成为创新典范。链主企业携手超过80家上下游企业“组团招聘”。这意味着求职者可以一次性看清一条完整产业链的全貌与机会，实现了从“找一个职位”到“融入一个生态”的认知升级。

　　此外，借APEC峰会明年将在深圳举办的契机，设立“APEC人才对接服务专区”，为外籍及海归人才提供了对接国际机遇的平台。

　　引入人才只是第一步，如何让他们扎根成长、持续创造价值，才是检验人才战略成败的终极标尺。

　　广东省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专题会议上，在听取各方意见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表示，广东要打造“引育用留”全链条人才生态高地，精准引才、精细育才、精心用才、精诚留才。

　　这意味着“百万英才汇南粤”的实践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在要素保障上做加法，提供科研经费和金融支持；在人才管理上做减法，破除不必要的行政束缚；在人才评价上做乘法，让贡献决定价值。

　　从国家“春晖计划”的全链条支持，到广东“百万英才”的精准对接。新时代的引才，不再仅仅是人才的空间转移，而是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发展需求的深度契合。“百万英才汇南粤”的征程，实践意义远远超越了一次次成功的招聘活动，是广东作为地方积极的人才战略的探索，也是广东发展机遇的集中体现，更是通过价值共创、发展共享，形成强大而持久的人才磁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